9月29日，正是癸卯年中秋佳节。

当晚，王氏集团将在杭州白金汉爵大酒店举行主旨为“责任成就未来，希望点燃梦想”的亚运火炬传递仪式。因为，在此之前的9月17日，作为优秀企业家代表，王氏集团创始人王志强，身着火炬手制服，接过神圣的“薪火”火炬，在现场群众的欢呼呐喊声中，以轻快的步伐,饱满热情地完成了第107棒的传递任务。而在公司举办火炬传递仪式，其目的，显然是要将亚运精神进一步传递给所有的公司员工。

此刻，王志强还沉浸在火炬传递的喜悦之中。这种喜悦，也同时传递给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甘肃陇东黄土高原上的庆阳大地。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利万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志良建议，向全国推广上虞区弘扬乡贤文化的做法

企业家“新乡贤”：赓续血脉，激发乡村内生动力

其实，早在7月8日，王志强就当选为庆阳市总商会庆商联合会、庆阳新乡贤联谊会会长。

趁着晚会开始之前的短暂时间，笔者向其讨教了几个问题：作为企业家代表，您认为在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过程中，企业家应该如何作为？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王志强说，“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从家乡镇原县考上河南的洛阳工学院，毕业后来到杭州创业。现在我的兄弟以及下一代人，几乎都在江浙一带工作，家中尚有80多岁的老父亲，由于不太适应南方湿热的气候，更不想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乡土，所以还在老家居住。这样，老父亲就成了维系亲情的唯一纽带。我的子侄辈，几乎对故乡没有什么概念，但我们这一代人却不能，因为故乡情结早已经深入我们的血脉，凝结成为我们的精神印记。再过几年，也许和家乡的血缘可以中断，但血脉却永远中断不了——这就是我担任两个会长职务，力争为家乡多做点事的初心。”

“江浙一带的农村，几乎和城市没有什么区别，这和甘肃广阔的乡村，形成了鲜明对比！乡村振兴的任务，主要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当然也包括我的庆阳老家。作为企业家代表，我能够做到的，就是响应当地党委政府的号召，在乡村产业发展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王志强这样说。

据媒体报道，王氏集团先后为家乡镇原县兴学办医、民生养老、乡村振兴等事业实施捐助项目20多个，他策划发起的甘肃“高原妈妈”社会实践创新公益项目，在资助高原妈妈传承刺绣文化、带动贫困妇女就地就业创业、缓解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的同时，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并实现了西北农村妇女养成“带着娃、绣着花、挣着钱、养着家”的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方式，让家乡人民生活得更幸福。

正如王志强所说，故乡的血缘可以中段，但血脉却不能中断。

秉承着这样的宗旨，石明生祖孙三代，也成为“新乡贤”的代表。

今年49岁的石明生，现任庆阳新乡贤联谊会副秘书长，是土生土长的庆阳环县人。2013年以前，石明生凭借近20年的努力创业，成为拥有多家连锁店的四川拾美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投资项目涉及化妆品、餐饮、互联网、电子通讯等多个领域，成为乡亲们眼中的成功人士。

石明生的祖父在上世纪50年代担任生产队长时，就带领众乡亲修筑大坝，搞集雨灌溉，并受邀赴兰州，为全省乡村干部讲经传宝；石明生的父亲在上世纪80年代任村支书时，继承先辈遗志，一代接着一代干，筑坝蓄水，绿化荒山，为全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两代人情系乡民，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在石明生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自2013年起，石明生出资近千万元修建淤地坝，进行坝面加固围护，建成高效节水灌溉系统并投入使用，灌溉玉米1300多亩，绿化了2000多亩荒山荒坡。

石明生说：“建设家乡才是我人生的真正的作品，我要在这座大山里用心描绘，绘出我的人生底色，绘出一副斑斓的乡村振兴图，这也是我毅然选择返乡，不遗余力改变家乡的初心。”

镇上一位领导说，“他的义举为全镇的乡村振兴注入了新鲜血液，也是群众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主推手，是甜水堡镇人民的新乡贤。”

让村民们过上幸福生活，是石明生给自己后半生的命题。在经济领域打拼多年，他既有冷静理性的思考，也具有丰富的商业运营经验。他清醒地认识到，乡村振兴进程中，公益性的投入只能解一时之困，不能做长远之计，仅仅高崾岘村的荒山造林一项，就需要上千万元甚至更多资金投入，靠他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需要探索建立从基础设施投入、耕种模式转变到科学设计维护、良性健康运行、充满内生动力的，融农业生态产业和商业经营链条为一体的完全闭环现代化经济体。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宋圭武指出，中国文化中重视亲情和乡情的元素是催生乡贤的文化动力。对于王志强、石明生等企业家而言，亲情和乡情是他们永远割不断的文化血脉，更是他们能够成为新乡贤的根本原因。

“新乡贤”石明生（右一）向参观者介绍节水灌溉设施

“王氏调解法”：名人乡贤，促进法治善治德治

作为多年的农村基层工作干部，庆阳市西峰区什社乡李岭村原村支书（后任什社乡副乡长, 已于2019年去世）李志霖，对于乡贤在乡村社会治理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

他认为，乡村社会因为缺少了乡贤，才导致乡村社会道德滑坡，邻里之间因为小矛盾而闹成大纠纷。乡贤出面调解的一个很大好处，就是人们容易认可接受，没有什么后遗症。

乡贤的作用，主要是化解民事纠纷效果比较好。有些纠纷通过乡贤化解，要比司法方式好。我们这里近几年的上访率都为零，乡贤们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乡贤邻里化解，乡民容易心服口服，农民爱认死理，如果用司法的形式，他们就认为是被告下了，可能世代就结怨结仇了。乡贤是化解矛盾纠纷，保证乡村和谐安宁的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庆阳新乡贤王圣晅（xuan），从2021年起，率先在西峰区创办新乡贤调解室，将庆阳“马锡五判案方式”与“枫桥经验”紧密结合起来，在多年人民调解、法治教育、民族宗教指导工作实践的基础上，学思践行，探索创新，总结形成了“王氏调解法”。

“王氏调解法”分为九个类型，如同处方的形式，引导人民调解工作，做到对症下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几乎系统地涵盖了当前社会上各种矛盾的主要类型。

王圣晅原是西峰区西街办法教办主任兼街办法制辅导总站站长，以及多所校园的“法制副校长”、庆阳市名贤促进会理事等。他虽然退休了，但他甘愿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三熟”优势和独特调解的特长，协调解决各种纠纷，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初级和“无讼”状态，被社会赞誉为“新名贤调解员”。

年近80岁的退伍军人常某，因家庭琐事多次上访，要求与老伴离婚，后经有关部门推荐到“老王调解工作室”进行调处。受理后，老王立即对其家庭与社会环境进行了调查。原来常某年轻时曾是一个部队文艺兵，他的多才多艺和帅气赢得了一个陕西籍爱好戏曲的姑娘的芳心。婚后日子倒过得甜蜜幸福。常某退役后，工资也不高，年老后日子过得坎坎坷坷，加之不幸患上了智障和健忘症，双眼还出现了白内障，第一次左眼白内障手术比较成功，后来右眼也出现了白内障。因为常某年事已高，对于做手术，家庭意见不统一。为此，常某经常和妻子闹摩擦，夫妻关系十分紧张。老王弄清问题的原委后，采取双向调解法，分别进行心理疏导，引导他们换位思考，并建议其妻做好儿女的工作，满足老人的心愿。通过引导和心灵沟通，双方认识到自己均有缺点，并从当下起逐步改正，从而恢复了家庭的和谐、安宁与幸福。

这是老王运用“王氏调解法”之一的心理疏导法，取得的令人满意的结果。

百佳超市南苑店郭某，被掉落的宣传牌不慎砸伤头颅，住院月余，百日上访无果，后经人介绍到老王新名贤调解工作室，当日接访，当日调解，当日结案。郭某78岁的父亲眼里闪着泪花激动地说：“老王新名贤调解工作室，是真正为老百姓说公道的好地方！”另一方当事人马某也真诚地说：“我们信赖老王，以后有纠纷就找老王新名贤调解工作室。”

杨某与圣言环保庆阳分公司刘某的借款合同纠纷数额高达63万元。在审查受理后，老王积极采取“分向调解法”，科学运用“礼德法理情”和传统文化方式进行心理疏导，最终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共识，签订了新的协议，并做了司法确认，使这一数额较大的经济纠纷达到了无讼的效果。据当事人分析估算，至少为他们节约了大约7万元的诉讼成本。

李志霖对于新老乡贤，有着自己的观点：老乡贤必须德高望重，过去是族长一类的人；新时代新乡贤，有创业的能力，有干事的本事，有高贵的人品，回到老家非常受人崇拜。乡贤一定是本乡人本族人，贤达，有文化，有非常高贵的人品，是非常成功的人士，家庭经营得很好，儿女事业干得很好，自己的生活过得比较好。

李志霖还认为，村干部和乡贤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一个好的村干部，必须把自己的事业干好，成为一个乡贤；而乡贤则不一定是村干部。

在调解矛盾纠纷时，我们会有意识地邀请德高望重的乡贤来。我们会多创造机会让乡贤们参与到乡村振兴发展、乡村治理、矛盾化解等具体的事务中来，提高乡民对他们的认可度。同时积极培育新乡贤，这有一个过程，村两委班子也必须大力支持和帮助。当然，也不能把乡贤推向管理的前沿阵地，那他们就和村委班子一样了，反而起不了好作用。事事都把乡贤叫来，那群众就该讨厌他们了。乡贤是一个很宽泛的群体，是应该在不经意间，在人民群众需要的时候出面起作用的，这是在继承和创新发展乡贤文化工作中的一个特殊点，不可以组织工作的方式管理和使用乡贤。乡贤也必须懂党纪国法，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行事，不可以德压人、以德制人。

“新乡贤”王圣晅（右）给来访者做细致的心理化解工作

传承家风，弘扬孝善，重塑乡村新风俗

2020年元月，庆阳首家“孝善传播园”在宁县和盛镇杨庄村建成投用，这是庆阳市县乡贤文化机构在积极探索创建宁县乃至庆阳孝善家庭、孝善村庄新模式，辐射带动全县乃至全市孝善村不断呈现，渐次燎原而倾力打造的市县孝善村庄基地的样板。

杨庄村“孝善传播园”注重挖掘整理展示当地家风传承事迹及农家孝善创意产品等文化元素、体现孝善主题，展示孝善风采，着力以身边人的事迹带动身边人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达到引领社会风气，教化乡民的目的。

宁县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发祥地之一。人敦忠义之风，俗勤稼穑之事；轩丘在望，乃有熊得道之乡；豳土划疆，本公刘积德之地。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的后裔曾在此活动生息，发展壮大。夏周时期，古豳国建都于此。周先祖公刘及子孙曾在此发展生产，教民稼穑，开创了中华农耕文化的先河。

据史料记载，明洪武年间（1368——1404），杨姓族人为躲避战乱，从山西洪洞县城北广济寺大槐树出发，移居至小坡沟湾，已经有了600余年的历史。原名太平杨家庄，繁衍至今，有杨、贺、索、王、郭、赵、冯、刘、石、于、韩等姓村民居住于此。

在杨庄村的索家庄、贺家庄，分别保存有两棵百年古榆、古柳，树围有数人合抱之粗，树冠高大，遮蔽成荫。虽经历代兵燹仍参天耸立，傲视苍穹。

古老的杨庄村历史悠久，各个时期名士英模人才辈出，他们或工或农，或文或武，从这个普通的小村庄走出，为人们所敬重、学习和铭记。

目前，挖掘整理家风家训文化中蕴含的当代社火价值，让古老的家风家训焕发出新的活力，使之成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全社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认同和行动自觉。

为传承孝善文化，弘扬乡贤精神，积极发挥新乡贤、孝善楷模的精英作用和带头作用，用孝善文化涵育文明乡风，推动乡村振兴，杨庄村党支部、村委会抽出专人，挖掘搜集筛选出了在家风传承方面新乡贤的突出事迹和感人篇章。

杨氏家族被杨庄村树立为“崇文尚学的书香家族”。1994年，杨巨成倡导办起了“杨家书屋”，将家里的100多本藏书捐献出来。之后，书屋得到杨家及本村郭姓、石姓、韩姓、刘姓等100多农户、340多人次的踊跃捐助，先后捐款23790元，购买各种图书1200余本。“杨家书屋”帮助学生坚定了理想信念，拨正了人生方向，传播了优秀传统文化。

杨庄村的刘家，被誉为“积善有余的人才之家”。刘秉儒的父亲是一位勤劳朴实、积德行善、治家有方的好人、能人，子承父业的刘秉儒更是高过一筹，他有一个善良孝顺的贤内助张氏，她承祖德之祥，秉父母之资，品行高尚，乐善好施，是村里有名的“贤惠人”。

杨庄村的索家被赞誉为“子承父业的工匠之家”。索连芳从16岁起，就学习木工手艺，学到了箍窑盖房做家具的拿手绝活，多年来服务相邻，受到交口称赞，后任和盛建筑公司工艺厂厂长。儿子索小军，随父学艺，从事民宅建筑、水电安装、油漆粉刷，尤其以家庭灶台安装定制见长，成为远近闻名的灶台安装大师。

另外，杨庄村还树立了“光耀寒门的耕读之家”、“敬老孝亲的孝悌之家”、“培育学子的人才世家”等特色家庭。

良好的家风，是诞育乡贤的丰厚土壤。

聚乡贤之力，领乡风文明。

自古以来能够称之为乡贤，都是品行高尚、才干优异、声望卓著的人，品行高尚谓之贤，才干优异谓之贤，声望卓著谓之贤，这样的一批人本就应当成为社会新风正气的引领者和示范者。范仲淹曾在庆州为官四年，兴利除弊，整肃军队，增修城堡，巩固边防，发展生产，施行仁政，惠及于民，堪称古代乡贤的代表！范仲淹不仅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治世能臣，而且是身体力行倡导乡贤文化的大家名宦。我们今天的新乡贤也应当成为社会新风正气的倡导者、贡献者、引领者、示范者！

立足新时代：赓续传统，弘扬新乡贤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要发挥好新乡贤在乡村建设中的特殊作用。”

在新时代背景下，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乡贤”群体是一支重要的支撑力量，他们在乡村产业发展、乡风涵养、矛盾化解、提升治理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乡村振兴，新乡贤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与传统乡贤不同,当代新乡贤的组成群体更为宽泛，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的是退休的政府官员、文化人、专家学者，有的是在外或返乡企业家，有的是返乡大学生、普通村民，以及海外华人华侨。

如何广泛地团结这一支力量，让他们为乡村振兴发挥良好作用呢？这对新乡贤统战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是党的统战工作所要着力发挥作用的地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

庆阳市以弘扬新乡贤统战文化，激发新乡贤活力，凝聚新乡贤合力为己任，以古贤感化今贤，以前贤影响后贤，以老贤培育新贤，以大贤带动乡贤，在全社会形成尊贤、学贤和用贤的良好氛围，激发了新乡贤感恩回报桑梓和助力家乡发展的内生动能，引导他们积极投身慈善公益、乡风文明、文化传承、产业发展等乡村文明与振兴的伟大实践，真正让新乡贤统战文化成为弘扬新风正气、助力招商引资、宣传展示庆阳的精神动力，让庆阳新乡贤之家成为汇聚外界力量，服务庆阳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平台和联谊服务乡贤人士的“温暖之家”、“亲情之家”和连接故土的“娘家”。

从现实看，新乡贤统战工作中，大多注重古贤和今贤的力量，而后贤的力量被忽略。而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乡村而言，振兴的力量在于乡村有更多的人才出现，越是杰出的人才，越可能对乡村产生整体性的影响和变革，因而加强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培养年轻一代热爱家乡、勇于进取、拼搏奋斗的行为习惯尤为重要，学校和家庭在这方面的教育还应加强和完善。

因此，培育和弘扬新乡贤文化应该是当务之急。

如何弘扬新乡贤文化呢？

早在2001年1月6日，浙江上虞就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以“乡贤”命名的民间社团——上虞乡贤研究会。该研究会以“挖掘故乡历史，抢救文化遗产，弘扬乡贤精神，服务上虞发展”为宗旨，努力开拓进取，打造乡贤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浙江上虞不仅被授予“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称号，还先后获得了全国文明城市、中国孝德文化之乡、中国信义城市等荣誉称号。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利万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志良提交了一份《关于在全国推广乡贤文化研究的建议》的提案，建议向全国推广上虞区弘扬乡贤文化的做法。

甘肃庆阳，这座有着非常丰厚的乡贤文化土壤的历史文化名城，积极学习和借鉴浙江上虞的先进经验，努力探索适合当地乡贤文化发展的模式与路径，挂牌成立了西北首家市级民间乡贤文化组织——庆阳市乡贤文化研究会，并逐步延伸到县级和乡村一级，成立庆阳市乡贤文化传承基地，形成相对健全的乡贤文化研究会网络体系，并采取科学的“同心圆”动态管理模式；他们大力宣传倡导乡贤文化，网罗了一大批有志于发展乡贤文化的人士。

甘肃社科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陈瑾在《甘肃乡贤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研究》一文中认为，现代新乡贤文化是传统乡贤文化适应时代发展的主动调试与转型表现，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时代结合，这一过程体现了传统乡贤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与传统乡贤文化发展的主动适应能力，这种能力是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具体力量源泉。

只要是对一方乡土的建设发展和文明传续做出了一定贡献且被该方乡民认可和肯定的社会贤达，不论他们的贡献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不论他们是在乡的、离乡的还是外来的，不论他们的身份、地位和从事的职业，他们就可以被尊称为一方乡土中名副其实的“乡贤”。人人都有成为“乡贤”的潜质。新时代的新乡贤更是可能出自各层各级、各行各业。

古往今来，乡贤都具有以下主要特征及基本作用：贤达尚善、乡土气和亲民性、地域性、楷模榜样性、传承性、时代性，在富国强民、乡土社会建设发展和文明传续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乡贤是乡贤文化的主体构成因子，其嘉言懿行蕴含的人文道德价值及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是乡贤文化的主要内容。乡贤文化，不仅是有记录、保存、流传等看得见的贤达与善举，更是一种溶于民族命脉且能世代传承延续的文化模式。

201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批示：“研究发扬和培育乡贤文化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乡贤文化中的人文道德力量在当地一方具有重要影响，对传播滋养主流价值观定然有益。”

“新乡贤”文化是传统乡贤文化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要提炼“新乡贤”的价值内涵，培育“新乡贤”的文化自觉，重构“新乡贤”的实践逻辑，积极引导“新乡贤”在乡村振兴特别是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

在古代，当时的国家行政治理体制尚未延伸到乡村一级的时候，乡村社会的构建、治理、运作与维系主要依靠的就是他们，他们能够凝心聚力，是村中的权威，是公权力的代言人，他们的嘉言懿行就相似于现今的法律政策、乡规民约，能够被共同体成员认可与遵从。新时代，乡贤们对乡村社会弘文励教、建设治理、振兴发展和文明富强等的作用与价值同样十分巨大可贵。

不同时代对乡贤的称谓或有不同，但是不论传统乡贤，还是新时代新乡贤，都必须同时具备贤的品质和达的能力，“美其邦郡”是其亘古不变的价值标识。

乡贤们崇德尚善、引领示范，其直接而持续的感染力与影响力代代传承延续，深深影响着乡村秩序的维持与稳固、乡村社会的治理与发展。他们是中国乡村的“安全阀”、“润滑剂”和“助推器”。

乡贤是乡贤文化的主体构成因子，其嘉言懿行蕴含的人文道德价值及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是乡贤文化的主要内容与精髓，是历朝历代的人们的共同向往与追求，是强民富国、社会发展、文明传续所期许的光热。

有学者指出，乡贤大都对传统和现代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一方面，他们扎根本土，对我国传统文化和乡村情况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他们具有新知识、新眼界，对现代社会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有一定把握。

现代乡贤成了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传统与现代有了“可译性”。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感染周边的人，用村民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传递现代知识，让现代的法律和契约精神与传统的价值和伦理得以协调。

传统的乡贤作为基层民众的代表，也是统治阶级维持基层稳定的重要代理人。而现代社会更需要“乡贤”来带领乡村，团结民心，指引方向。

从此意义上说，时代赋予了“新乡贤”更加光荣的责任和使命！

而甘肃庆阳，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成功的实践，走在了全国前列。